臺灣女性經歷放足及接受教育後，在社會上的活動與角色也日趨多元。1920年代，許多現代化事業與公共設施的發展與臺灣經濟結構轉變，刺激女性走入職場或參與社會活動。職場之外，官方或民間的婦女團體紛紛成立，主要目的在於傳授新知、培養技能，響應社會運動或國家動員等。女性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事務，建立新形象，不僅獲得大眾的肯定，也成為其他女性模仿的對象。

一、 職業婦女
隨著清末臺灣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一環，殖民政權扶持資本家投資臺灣，促使臺灣的工商業發展，經濟結構產生變化，使許多新興職業應運而生，提供女性較以往還多的工作機會。在政策上，因對臺灣人力資源需充分利用，故積極開發女性人力資源。日治初期，知識分子已著眼於經濟效益與兼顧料理家務，鼓勵女性從事家庭副業，直到1920年代後期海外留學生將女權運動思潮帶回臺灣，則轉向鼓吹女性經濟獨立及外出工作。
清末至日治初期，便有女性投入不需專業技能的勞力工作，如開港後興盛的製茶業，從事採茶、揀茶與包裝。隨著女性接受教育，就業領域也隨之擴展，有能力於公私機構擔任職員的女性亦不少見。此外，接受醫學、護理、教育、音樂、藝術等專業訓練的女性也逐漸增加，並且進入專業領域就業。走入職場的女性，甚至以開班講習等方式，貢獻心力服務他人，將關懷面擴及工作與社會。

 

※女性藉由刺繡、造花等家事課程，學習處理家務的相關知識。1930年總督府臺北醫院看護婦（護士）執行工作的情景。圖1為在婦產科照護產婦，圖2為在眼科協助醫師看診。

 

※林獻堂於1931年6月13日的日記(圖4)中記載他到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1899-1990，圖3，臺北人）新蓋好的清信醫院參觀設備。女醫師的出現，使得女性患者得以放心且毫無忌諱的傾訴病情，降低因延誤就醫而死亡的機率。

 

※圖5為1934年清信醫院產婆講習所紀念合影，圖6為清信醫院產婆講習生同窗會紀念留影。照片中除了創辦人蔡阿信（紅點標示者），還包含曾任一新會衛生部委員的楊桂桃（藍點標示者）。

 

※圖7為聲樂家林秋錦（1909-2000，臺南人）於1934年8月參與「鄉土訪問音樂會」期間，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大講堂演出，伴奏者為陳泗治；圖8為蔡淑慧（蔡培火長女，演奏小提琴）於1935年8月在「震災義捐音樂會」上演出，伴奏者為高慈美。投身音樂領域，並公開表演的女音樂家，以專業的形象贏得社會大眾的掌聲，並塑造出專業女性的風貌。

 

※圖9為1943年4月22日陳秋月（1925-，臺南人，蘇哲夫之妻，紅點標示者）參與第2回海外派遣看護助手鍊成會於臺北圓山的臺灣神社留影；圖10為1944年3月13日，陳秋月派遣至香港時的留影。中日戰爭後，在護士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殖民政府徵召臺籍女性，派往中國擔任戰地的看護助手。

 

二、 社會參與
在臺灣知識分子倡導、殖民政府政策的影響下，各類社團應運而生，舉辦許多婦女可參加的活動，提供婦女在學校教育外，另一個學習新知、訓練自信及貢獻社會的管道。這股風潮，又以1920年代後為甚。民間自發性組成的團體中，吸納女性參加的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以男性為主的知識分子組成，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一新會」等，其中「臺灣農民組合」和「臺灣共產黨」中的女性，勇於挑戰體制，成為政治運動的女性先鋒，也為戰後女性的參政開啟源頭，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另一類則是由婦女自行組織而成，如「彰化婦女共勵會」、「諸羅婦女協進會」、「臺中婦女親睦會」等。此類由婦女主導的團體，成立宗旨在於破除社會陋習、增加衛生常識、改革家庭及謀求婦女自立向上等。直至日人加強同化政策之後，此類團體不再續存。

 

官方主導下組織的民間團體，如由日本婦女領導的「愛國婦人會」、「國防婦人會」、「大日本婦人會」和「桔梗俱樂部」，會員以日本女性居多。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戰時體制與皇民化政策下，不論已婚或是未婚婦女，都是臺灣總督府積極動員及進行國策教育的對象。隨著戰事吃緊，總督府特別強調國民勤勞體制，以14至26歲的未婚女性為動員對象，獎勵以女性勞力代替男性勞力，代替的勞務包括農業、礦業、輕金屬工業、重化學工業等，女性儼然成為戰爭期間，前線戰事的重要後盾。女性不論是響應社會運動或接受國家動員，都積極參與，她們由改善家庭推及至教化社會，由相互砥礪進而啟發民智，對社會產生深淺不一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