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略的是，日治時期畫家要維持生計與民間畫會的運作都著實不易，因此，當時地方仕紳和社會賢達人士的支持——無論是金援買畫，或是人際網絡的牽線——就顯得相當重要。特別是自1920年代後半起，隨著越來越多臺籍畫家在東京、巴黎的展覽會上展露頭角，不僅藝術家個人的聲望地位顯著提升，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對藝術活動的認知，也逐漸跳脫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轉而意識到民族社會運動的推展，某種程度也奠基於文化建設的成果上，亦即美術的力量在文化工作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爬梳各式個人史料如手稿、日記、照片等，便可發現當年藝術家們經常透過引薦、相互結伴前往拜訪如林獻堂、楊肇嘉等名望人士尋求贊助的機會；如郭雪湖、李梅樹便曾在手稿中回憶當年楊肇嘉、蔡培火等人對於臺陽展的援助；此外，在大稻埕開設印刷廠的周井田、山水亭餐廳老闆王井泉、中央書局的張星建，以及出身神岡筱雲山莊的呂磐石、呂靈石等社會、產業與文化界有力者，也致力於臺灣文化活動及個別畫家的贊助支持。以臺陽美術協會為例，鑑於其民間社團的性質，內部大小事諸如經費預算、活動籌備、人事變動等皆有賴於會員群體共同決策分擔，如每年度舉辦臺陽展所需之印刷、場地費等必要支出，很大一部分也是仰賴愛好美術的社會人士金援。

臺中霧峰仕紳林獻堂做為20年代文化協會與民族運動的核心人物，雖出身傳統漢學教育，卻能接納現代文化與思想，從而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新美術運動重要的贊助者之一。在其現存的日記中，可發現他經常透過觀展、買畫、委託製畫、金援等方式，支持初出茅廬的年輕藝術家們，得以在剛起步的美術志業道路上勉勵前行。

圖19 1937年5月6日灌園先生日記

1920-30年代，陳植棋、楊三郎、郭雪湖、李石樵等人在臺中舉辦個人畫展時，林獻堂皆曾受邀前往觀展，並自掏腰包購藏畫作。此外他也常在畫家們結伴來訪邀約下，參觀如赤島社展、臺陽展等畫會團體舉辦之展覽會，並予以金錢的援助；如1937年5月6日林獻堂在日記中記錄到：「臺陽美術協會楊佐三郎、陳澄波、李石樵、洪瑞麟、李梅樹、陳德旺、許聲基及張星建來，請八日往公會堂觀展覽會，並要求補助費。即予之五十圓。」

日治時期活躍於民族運動的臺中清水仕紳楊肇嘉，亦是當時美術運動最有力的應援者之一。從他的回憶錄自述可知，不僅限於政治方面，諸如美術、雕塑、音樂、作曲、體育、醫藥等各學科，他都盡可能地給予資助與鼓勵。或許就楊肇嘉而言，基於不願見到日人專美於前，希冀以實際行動如幫助臺灣人在文化事業上揚眉吐氣。從其收藏中為數眾多的美術展覽會、畫會團體、畫家個人展覽相關文件與照片等，不難想見當年對於臺灣畫壇活動的關注。

圖20 六硯會設立會則與主旨書

楊肇嘉的收藏中有一件「六硯會設立會則與主旨書」。六硯會為1935年6月，由呂鐵州、林錦鴻、郭雪湖、陳敬輝、楊佐三郎（楊三郎）、曹秋圃共6人於昭日小會館發起成立。其成員囊括了西洋畫家、東洋畫家、書法家以及美術記者等，可說是一個綜合性的美術團體。透過舉辦講習會、座談會等方式來推廣美術創作，並且以籌措資金、建立一座屬於臺灣本島的美術館為宏願。（〈六然居典藏史料〉，LJK_07_02_0110361）

此外，任職於臺中中央書局、同時也是臺灣文藝聯盟《臺灣文藝》雜誌編輯兼發行人的張星建，亦熱心推動各項藝文活動。在美術方面，除了舉辦洋畫講習會、繪畫展覽會之外，他也善用其在中部地區的人脈網絡，為藝術家們引薦牽線，尋求展覽贊助或是賣畫的機會，如1934年為郭雪湖籌辦臺中圖書館個展，並在展前偕同畫家前去拜訪林獻堂。

圖21 第三回臺陽展臺中移動展出遊合影

不僅日記裡可以看到畫家與地方仕紳的交往紀錄，老照片中並肩而立的人物與場景，也暗示了那無形卻極為重要的人際網絡關係。在陳澄波的收藏中，包含一張1937年5月第3回臺陽展赴臺中舉辦移動展時，臺陽美協畫友與楊肇嘉、張星建等人同遊時的合影留念。前排右起呂基正、洪瑞麟、陳德旺、陳澄波、李梅樹、楊肇嘉；左一張星建；後排左起李石樵、楊三郎。（〈陳澄波畫作與文書〉）

在1920年代文化協會的活動中，較少機會看到美術家的身影，然而到了30年代，蓬勃的文化運動則出現文學與美術共創舞臺的新局。1934年5月張深切、楊逵、張星建等人共同創立「臺灣文藝聯盟」，集結了文學家、劇作家、藝術家等不同身份的文化工作者，不僅聲援隔年的臺陽美術協會首展，也在該組織發行的雜誌《臺灣文藝》上刊登藝評、畫家與美術團體介紹等；與此同時，臺陽美協的畫家也受邀參與雜誌封面設計、插圖繪製、發表創作感想並參與座談會活動，揭示了30年代畫家與文藝作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圖22 楊肇嘉與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成員合影（相冊局部）

1935年臺灣文藝聯盟的活動開啟文學家與美術家合作的局勢，是年2月，文聯東京支部舉辦的第一回茶話會中，就含納了畫家、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等，其中，畫家代表為當時任職大阪壽毛加牙粉公司的顏水龍。而同一時間正在東京為反對米穀統治法案奔走的楊肇嘉也受邀參加該組織聚會，和在座文化界人士共同留下這一幀照片。（〈六然居典藏史料〉，LJK_08_03_0230016）

這類跨領域的藝文交遊與合作，一直延續到1940年代創刊的文藝刊物如《臺灣藝術》、《臺灣文學》等，如1942年自日本返臺的作家呂赫若，便加入《臺灣文學》擔任編輯，亦經常出沒在王井泉於大稻埕開設的臺菜餐館山水亭，與當時文學界的張文環以及畫家李石樵、楊三郎、陳澄波等人都有往來，共同為文藝發聲。

圖23 1943年4月30日呂赫若日記

1943年4月30日，文學家呂赫若在日記中記錄，當日曾前去公會堂觀賞第9回臺陽展，李石樵邀請自己寫一篇展覽評論：「……走公會堂看臺陽展，石樵請我執筆〈評臺陽展〉。」而這篇評論或許是1943年5月3日刊登於《興南新聞》上的〈臺陽展を觀て－魂と腕の鍊磨の連續〉（臺陽展觀後記—不斷磨練靈魂與技巧），他自稱以一個美術門外漢的視角，闡述觀看展覽後的心得，認為繪畫不只是如攝影一般再現自然，必須將畫家內在的價值判斷表現於作品之中，如此一來的創作才具有「藝術性」的價值。 （〈呂赫若文書〉，T0899_01_02）

作為一個在日治時期民間位居主流的全島性美術團體，臺陽美協於戰後初期同樣具主導性地位，如1946年開辦之臺灣省美術展覽會，即多由原臺陽美協的會員擔任籌辦要職，對於戰後官方美展的作品風格產生一定程度的形塑與影響力；1948年臺陽美協第11屆光復紀念展，則宣告了該會正式重啟活動。而戰後初期楊肇嘉擔任省政府委員期間對美術活動的支持與鼓勵，除了可從其收藏多件1950-60年代臺陽展展覽目錄與相關感謝信函可見一斑外，在其堂弟楊基振的日記中，亦紀錄了1949年5月陪楊肇嘉一同去看臺陽美協的畫展，並受其託販售臺陽畫展入場券一事。

圖24 第十五屆臺陽展紀念合影

1952年5月9日，第15屆臺陽展會場所拍攝之紀念合影，由蒲添生所收藏。照片內前排人物座者左二起王井泉、李超然、王白淵、丘念台、蔡培火、楊肇嘉、游彌堅、吳三連、周井田等；後排站立者包含蒲添生、廖繼春、陳進、金潤作、陳敬輝、洪瑞麟、盧雲友、林玉山、楊三郎、李梅樹、顏水龍、李石樵、郭雪湖、張萬傳、呂基正等。（〈蒲添生雕塑作品與文書〉，T1067_06_04_0001）

圖25 臺陽美術協會致楊肇嘉信函

1960年臺陽美術協會舉辦第23屆美展，在這封寄致楊肇嘉的信函中，除了感謝其大力支持，讓展覽得以獲得佳評外，也提到購畫贊助一事，並隨信附送修正錯誤資訊的展覽出品目錄。 （〈六然居典藏史料〉，LJK_07_02_0450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