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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香國文書
杜香國(1893-1947)為臺中大甲著名的仕紳與實業家。其父杜清(1869-1937)致力於大甲帽蓆改良,並將商品推廣至歐美市場,杜香國承接父親在實業界打下之基礎,活躍於臺中地區的產業及金融業。杜香國文書包含杜香國商業貿易往來的信件,以及個人求學時之日記、詩文手稿,藏品年代約始於明治41年(1908),直到民國35年(194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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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閨房求學去
撰文/臺史所檔案館館員 李依陵 ● 圖/臺史所檔案館

「女子無才便是德」清楚地揭示父權社會無意女性接受教育的態度。清代的女性僅能透過家庭、書房接受教育,學習「三從四德」與「男尊女卑」。1865年,西方傳教士先後於臺灣創辦兩所女子學校,首開女子教育之先,教育內容雖以訓練傳道人員為重心,但仍不脫教導女性成為「賢妻良母」。
臺灣的女子教育至日治時期才納入學制系統。有別於專供日人就讀的小學校,臺人進入公學校接受基礎教育。日治中期以前,由於地方教育資源有限,再加上傳統觀念續存,女童進入公學校就學比率偏低。隨著官方宣導,以及社會領導階層的大力鼓吹,入學比率遂日益提高。
學校除了教授日文、史地、算術、理科等基本科目外,也安排藝能與體操課程,訓練技藝並激發女學生的體育興趣,各科目表現優良者亦會頒發獎狀作為鼓勵。(圖1)此外,校方也注重和家長的溝通聯繫,透過家庭通信簿,提供管道使家長暸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雙方進行交流互動。(圖2)課程之餘,也規劃遠足和修學旅行,活動範圍不外是觀光名勝、重要機關、展覽會等,甚至遠赴日本。然而,教育科目看似多元並進,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主要目標仍是期望女性成為良妻賢母,輔佐男性,而非訓練女性能自立更生。(圖3)

 

圖1:1936年西螺女子公學校廖滿子操行及學業優良獎狀(檔案來源:日治時期之賞狀、任命狀等文書,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圖2:1938年至1943年蕭綉英公學校家庭通信簿,內容記載該生個人經歷、學業成績及出席狀況、身體狀況、聯絡人基本資訊、教員姓名、意見交流欄等。(檔案來源:嘉義民雄蕭綉英文書,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圖3:日治時期教科書中的女性形象。左為國語講習所修身掛圖,右為《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課本的插圖。兩者皆突顯女性於家中照顧翁姑、子女與丈夫的「良妻賢母」形象。(檔案來源:郭双富集藏(左)、公學校教科書(右),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隨著公學校女學生就學率提高,畢業後的升學需求也相對提升。1919年頒布「臺灣教育令」後,接連設立專收臺人女性的彰化及臺南兩所高等女學校,後又明定取消臺、日人的差別待遇,開放共學。於是各地紛紛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師範學校女子部,以及農業、商業及家政教育等學校。然而,蓬勃發展的女子教育並未延伸至高等教育,許多家境良好並有志向學的女性,無法在臺灣本土獲得深造的機會,多負笈海外留學。(圖4)

圖4:高慈美(1914-2004,臺南人,醫師高再祝之女,戰後任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照片中紅心標示者)於1927年至1931年間至日本下關梅光女子學院就讀。左為留學期間與同學合影,右為1931年梅光女學院上數學課的情景。(檔案來源:臺北大安高慈美照片,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綜觀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發展,雖然能受教育的女性仍以出生於富裕家庭的中上階級為多;教育內容上,女性還是多被灌輸以家庭為主,輔佐男性為重的思想。但不可否認的是,女子教育的發展,不僅擴大女性的知識領域與生活空間,也成為女性走出家庭,進入職場的有力憑藉。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所傳入的重視女子教育、提倡男女平等、肯定職業婦女、鼓勵妻女參與公眾活動等新觀念,也漸漸影響至普羅社會,影響戰後女性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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